国家提供教育机会不排斥私人教育，个人也不能请求国家提供更多的或更好的教育资源，国家的积极行为并不改变受教育权本身的自由权性质。
(39)三是从权利人投诉或提起诉讼的条件情形中推导而出。①例如，在政府信息公开与公共数据开放的关系上，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将公共数据开放视为政府信息公开的进一步拓展与延伸，参见宋华琳：《中国政府数据开放法制的发展与建构》，载《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
另一方面，政府数据类型的多样化和复杂性，往往意味着资格审核标准的模糊化，这极易引发权力寻租。④例如，2017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明确要求推动开放，加快公共数据开放网站建设，向社会开放政府部门和公共企事业单位的原始性、可机器读取、可供社会化再利用的数据集。⑦See Katleen Janssen,Open Government Data:Right to Information 2.0 or its Rollback Version?,ICRI Research Paper No.8,2012,Available at SSRN,https://ssrn.com/abstract=2152566,accessed September 9,2021. ⑧See Katleen Janssen Jos Dumortier,"Towards a European Framework for the Re-Use of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A Long and Winding Road",11(2)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84,196-197(2003). ⑨参见赵加兵：《公共数据归属政府的合理性及法律意义》，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第19页。在这种结构中，国家不是简单地对数据资源进行控制、支配和管理，也不是放任私人自由攫取和使用数据资源，而是建构并维护一种公平合理的数据利用秩序，促进公共数据利用的开放性、公平性、效益性。同时，公共数据开放侧重于具有潜在经济社会收益类数据，政府信息公开则侧重于公开政府如何运作的信息。
参见王万华：《论政府数据开放与政府信息公开的关系》，载《财经法学》2020年第1期，第19页。内容提要：公共数据开放的立法和实践不断展开，但该项制度的权利基础尚不明晰。社会权不能套用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理论，不具有基本权利性质。
这将使提出请求权的少数公民的意愿进入民主立法的空间，与可能性保留原则和立法的民主原则相违背。朱福惠、王建学：论弱势群体的社会权，《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年第6期，第2页。(45)关于国家对科研活动的基础性给付与鼓励性给付，详见陈征、刘馨宇：宪法视角下的科研经费给付制度研究，《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第106-115页。从自由法治国到社会法治国，国家的职能由消极向积极转变。
综上，社会权并不具有如基本权利一样的消极面向，不具备防御权功能。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社会公正，成为社会主义宪法面临的新问题。
社会权与给付义务功能的本质作用并不相同，无法以社会权取代给付义务充当基本权利功能。前者是若干基本权利的集合，而后者是附加于前者之上的，促进其平等实现的国家积极行为，防御国家侵害的是前者，而非后者。关于个人主张原始给付请求权的条件，在1972年德国大学招生名额案中，联邦宪法法院作出了重要论述。(42)在讨论给付请求权时，如果已经存在了法律的明示，即立法者已经制定了给付制度，那么就仅涉及分享权的请求权，并不属于原始给付请求权的讨论范围。
个人从国家积极促进社会权的行为中获得利益的客观事实，属于纯粹的客观法反射作用(Reflexwirkung des objektiven Rechtes)。然而，判断社会权是否具有权利属性，不仅要看其是否具有权利的外观形式，更应当审视其是否具有权利的实质要素。宪法社会权的权应理解为密切的权利关联性，但并非实质上的基本权利。况且假设宪法社会权具有主观权利性质本身就存在诸多疑点。
然而，这种观点的逻辑起点本身就存在争议，社会权与自由权存在本质区别，基本权利功能理论虽然已经较为成熟，但并不是可以简单套用于任何对象的万能公式。不仅如此，以公民纳税为主要来源的国家财政收入与公民私有财产权之间存在天然冲突，增加财政支出几乎必然导致私有财产权承受更多的压力，这使得社会权的实现与私有财产权之间存在天然张力。
(39)原始给付请求权是指公民直接面对国家，请求为实现某种基本权利而积极创造条件，不涉及与其他第三人的关系。如果严格按照宪法每一章标题的性质确定条文位置，那么第1款应当位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部分，而第2款应当位于总纲部分。
正因如此，宪法私有财产条款规定在总纲部分，紧随公共财产条款之后，其前后的数个条款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规定。当国家所追求的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重合时，只有国家承认这种利益的一致性，才会赋予个人要求国家行动的请求权。至于国家任务对立法者积极作为的要求应当符合什么标准，涉及非常复杂的分析，如国家任务与其他宪法原则的冲突之解决、辅助性原则对社会主义国家亲自实现社会权的影响等问题。即使认为宪法社会权具有主观权利性质，并对应国家积极义务，社会权请求权与基本权利请求权的来源性质也并不相同，前者来源于主观权利性质，而后者来源于客观价值秩序的再主观化，这使得社会权无法共享基本权利双重性质理论。注释： ①参见潘荣伟：论公民社会权，《法学》2003年第4期，第29页。实际上，派生给付请求权完全可以从一般平等权中导出，在国家创设完给付制度后，如何使用和分享这一制度已与国家给付行为本身无关，分享使用不属于狭义的给付权请求权范畴。
社会权和给付义务功能都体现着个人面对国家的积极地位，如前文所述，积极地位的请求权应当以法的明示或可推知的方式作出规定。对社会权条款中以公民为主体的规定和以国家为主体的规定，应当分别进行理解。
国家对宪法社会权根本不存在消极义务，更不存在个人要求免于国家侵害其社会权的请求权。③根据该观点，社会权与自由权一样具有免于国家侵害的防御权功能④和抵御第三人侵害的保护义务功能。
(11)自1922年《国是会议宪法草案》专章规定国民之教育与生计以来，1936年《五五宪草》第六章国民经济、第七章教育和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第十三章基本国策均规定了若干社会权条款。(35)Vgl.Rudolph von Jhering,Geist des roemirischen Rechtes auf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III,1.Aufl.,1865,S.327f. (36)国家任务往往指向具体的活动领域，比如技术安全、养老保险、医疗服务等，从国家任务中可以导出国家机关的行为命令，宪法文本中的国家任务规定比国家目标规定更为具体。
⑨参见谢立斌：宪法社会权的体系性保障——以中德比较为视角，《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60页。(44)因此，给付义务功能的作用范围在各个国家大致相同，而社会权在不同国家的作用范围则存在较大差别。(35) 宪法社会权条款为国家指明了教育、劳动、弱势群体帮助等社会福利的行为领域，并抽象规定了国家实现社会权的目标和行动方向，从中可以导出国家机关的行动命令，只是具体内涵、程序等方面不甚清晰，有赖于具体的立法形成。(三)实现程度的差异 给付义务功能存在的意义是保障基本权利具有实现的基础条件。
与上述社会权均由多项权利构成其基础不同，受教育权的权利基础仅有一项，即作为自由权的受教育权。狭义的给付请求权在概念上等同于原始给付请求权，个人可否向国家主张原始给付请求权才是给付义务功能可否再主观化所关注的问题。
国家的积极作为必然需要财政支持，现实财政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积极作为的空间。如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28条确定的社会国家原则，我国《宪法》第1条明确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较之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对立法者将宪法社会权转化为法律社会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宪法中，除上述位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的社会权条款之外，序言和总纲部分也存在与社会权相关的内容。
(27)现实可能性涉及实现社会权的现实阻力，最主要的考量对象即是国家的现实财政状况，法律可能性涉及社会权与其他宪法原则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可能性都应当由立法者做出判断。然而，消极和积极只是一项自由权在功能上的两种面向，而非两种权利类型，如果将一项自由权拆解为消极的自由权和积极的自由权，并将消极的归于自由权类别，积极的归于社会权类别，那么支持自由权—社会权二分法将导致同一项基本权利时而属于自由权，时而属于社会权，这种理解本身就挑战了自由权—社会权二分法的分类逻辑，造成基本权利分类与基本权利功能分类的混淆。另一方面，个人在劳动中可以获得精神层面的自我实现。按照狭义的人权概念，即第一代人权，人权仅指反对国家干预的消极自由权，那么即使认为《宪法》第33条第3款是对人权的兜底性规定，社会权也无法成为该条款的保障对象。
这种观点经常描述的情景是：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主观故意或工作过失，个人无法获得本应享有的福利待遇，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未按时足额向公民支付其应享有的医疗、工伤等保险。参见韩大元：私有财产权入宪的宪法学思考，《法学》2004年第4期，第13页。
关于社会权的现有研究往往重视社会权体现出的需要国家积极作为的社会性，而轻视对权的性质界定。内容提要：社会权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国家积极介入去调节个人难以改变的既存差异，保障机会平等，进而促进社会公正。
在理解劳动权、受教育权等社会权条款时，不应因后几款为国家设定的积极作为义务而误解第一款规定的自由权性质，直接将其定义为需要国家积极作为的社会权，而后又因条款的文本位置而武断肯定社会权属于基本权利。如果社会权根本不属于基本权利，则该条款适用于社会权的前提便不存在。
